“九一八”事变，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甚巨。东北军之“不抵抗”乃是事实，然80余年来，针对“不抵抗命令”从何而来，却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张学良本人，晚年之言辞，亦予人“反复无常”之感。如1990年，张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后，张又对媒体说道：“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①

张的这种“反复无常”，实际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节的错综复杂。

按：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收有蒋介石7月12日致张学良之密电，内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还收有同期张学良致荣臻密电，内称：“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

略言之：一方面，事变之前，南京及张学良方面，已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关东军方面，亦已侦测到中方应付其生事的退让立场。另一方面，“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乃是政见交流而非方针传达，且时间系事变前两个月，并非针对事件本身的具体指示。②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变的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③

据此，将“不抵抗”视作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似乎也不能算错。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及至事变爆发，人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

“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⑤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人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⑥

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人民政府之分裂、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也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事变发生前，宁、粤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然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乃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⑦锦州既失，东北局势遂无可挽救。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转与胡汉民愈走愈近，却亦屡遭胡之算计。

综上，当不难理解，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

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

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

①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P72-73。《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②蒋指示，收录于日本外务省纪录密电情报关系卷；张指示，见关东厅7月15日上外务省次官电。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14。至晚在8月25日，关东军还曾破译过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秘密传达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的指示。

③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P67。

⑤《特种外交委员会呈送中央政治会议之报告》，收录于《戴季陶文存》。

⑥日本外务省纪录，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40。

⑦《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

1931年东北沦陷，应该被追究的具体责任人，究竟是谁？

而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前提，是还原事件发生的真实逻辑。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①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

“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②

“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③

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④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人民政府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默认。⑤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正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人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⑥

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⑦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

关东军既然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

故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⑧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人民政府”。胡汉民在人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人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要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并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⑨

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⑩

①张的具体行踪，可参见：何世礼，《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P2-265。《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29-30。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

②《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P76。

④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P45-61。

⑤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⑥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153-156。

⑦陆军参谋本部，《支那时局报第四十三号》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原件。转引自：黄自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中政治动员与军事作战》，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

⑧户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39-242。

⑨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P49-54。

⑩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P20-24。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将如何应对，立即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且无论中外，几乎一致认为苏联不可能放任日军在东北为所欲为。

毕竟，仅仅两年前，苏联还曾为保住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打出手，酿成“中东路事件”。其强硬立场无疑令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惨败落幕后，斯大林针对东北，还曾有过更激进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应该在东北扶植武装力量，以“起义”的形式，“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土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人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①

“前鉴”如此，自不难理解，何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在内，均曾一度引颈企盼苏联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在事变之初，苏联发表了一些同情中国的言论，但其实际执行的，却是坚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报》甚至直接以社论的形式，向日本当局喊话，建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②

对东北地区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求援，苏联也一概拒之门外。

譬如，1932年4月，联共中央政治局严厉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

“向我国驻瑷珲领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胆敢在今后再送来马或者其幕僚哪怕一个请求，并且不拒绝与马进行任何谈话，他将被追究严重责任。”

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对前来求援的中国抗日将领，“要把他们视为挑动战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客观情绪如何。”政治局据此做出决议：“必须把他们遣返中国，不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③

同一时期，南京人民政府也在积极与苏联进行接触。基本诉求，是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认为，南京做出这一决定，基本上是因为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途径，目的在于制止我们与满洲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关系。”④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念兹在兹，想要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对象，乃是日本，而非中国。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与南京的谈判，恰好可以作为向日本施压的筹码。故而，他指示莫洛托夫：

“如果日本人确实想签订条约，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破坏我们与中国人就签约举行的谈判。看来，日本人很相信会签约。因此，我们不应中断与中国人的谈判，而是相反，要继续并且拖延谈判，目的是以我们可能与中国人接近的前景吓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们急于与苏联签订条约。”⑤

为了刺激日本人，斯大林还授计：“不妨在报纸上刊登关于王求见科兹洛夫斯基并已得到同意的简短消息。”斯大林告诫苏方谈判代表，虽然根本不可能与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仍要注意谈判技巧：

“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到日本怀抱。……如果日本靠了我们对待中国人的过分克制和失礼，把南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那么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将会加快并有恃无恐。所以，对待南京，……不应使他们对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鉴于此，应该尽可能给王礼遇。”⑥

斯大林最终未能如愿压迫日本人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其“软弱退让”，刺激了日本在东北一再增兵，并公然制造出了伪“满洲国”。

苏联对伪“满洲国”的纵容，更刺激了日本愤而退出国联。战后，日本政府检讨其外交失败的起点，即是：不该让“九一八事变”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该因为“满洲国”问题而退出国联。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自绝于欧美，走向了外交孤立。⑦

在这盘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价，是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廉价卖给了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