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央行公布的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75.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0.7个百分点。8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09万亿元，同比少增2729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346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6139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850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减少2211亿元。8月末，外币存款余额7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7%。8月外币存款减少21亿美元。

在过去，“爱存钱”几乎是中国人身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标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到2005年更达到51%，高于全球平均储蓄率19.7%两倍不止。而今年以来，人民币的增速开始逐步走低。

“居民储蓄存款低增的原因一方面与收入增速放缓有关；另一方面还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有关。”华宝基金副总经理李慧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快速涌现的理财产品和互联网金融，也增加了原来存款资金的流向选择。

今年2月份，人民币存款增速跌破“9”，进入了“8”时代。根据央行数据显示， 2-7月存款增速一直在8.6%上下徘徊。

而最新数据显示，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75.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再创新低。

“目前存款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王青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进入2018年以来，财政存款基本保持两位数高增，而企业存款增速持续徘徊在5%-6%之间的低位。

究其原因，王青指出，这是由于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而支出进度受财政赤字率下调、严控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等因素影响相对较缓，造成财政存款通过基建开支等渠道向企业存款、特别是企业活期存款转化受阻。

而财政存款增多造成这部分资金无法流入实体经济，减少了货币创造活动，导致M2增速走低以及整体存款增速的下降。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大行在内，绝大部分存款同比增速维持低位，平均为4.96%。其中，公司类存款在存款中的占比有所提升，活期类存款占比有所下降。

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居民储蓄增速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从居民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看，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2010-2017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下降至12.7%，下降了一半。

居民储蓄增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储蓄已经不再是他们所青睐的唯一投资方式。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今年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2010年全国居民储蓄率为16%，而2017年只有7.7%。

在储蓄资金的流向上，分化也已经非常明显。2017年，四大国有银行与交行的住户存款余额达到32.14万亿元，占住户存款的比重为49.93%。招行以1.34万亿元的个人存款余额排在第六位，但与前五大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相比之下，更多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农商行的存款增速多为持平甚至降低，与国有大行的气定神闲相比，明显“压力山大”。

“收入是居民储蓄的源泉。”李慧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居民储蓄的下降，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速放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比去年同期名义增长8.7%；而去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

“另外，居民存钱越来越少也和存款理财化有密切关系。”李慧勇指出，过去几年迅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和银行的理财产品，为存款的去向提供多种选择。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规模不断走高，成为居民投资的热门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底货币基金资产规模仍为7.1万亿元，到2018年8月其规模已达8.4万亿元，8个月增长18.31%。

在王青看来，储蓄低增还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有关：“居民购房在推高其负债水平的同时，首付款和月供也必然要消耗其原有储蓄，并带来家庭支出的增加。”

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额同比持续处于两位数的高增状态，同期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也开始出现明显下降。

时代周报记者整理发现，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2017年下半年和今年5月至今，这两段时间内房地产销售反弹，同期居民存款下降。

以今年5月以来的房地产销售反弹的时间段为例，在3-4月，居民存款增速一直稳定在相对较高位的8.9%，而进入5月之后，存款增速跌至8.4%并在8月份触及新低8.3%。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和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家庭财富的投向多元化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居民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

但王青同时指出，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也可能会引发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而不只是会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易会满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并不利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高储蓄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在我国整体负债水平上升的情况下，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也提供了缓冲空间和较强的安全边际。

李慧勇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如果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幅度过于明显，将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债务偿还压力，使金融体系变得更加难以承受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存款减少，导致杠杆升高的情况也引起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注意和担忧。

在会议期间，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就曾提到，我国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在全球还不算高，但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程度需要注意，不是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增长的过程中要注意质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部长通道上又一次谈到存款减少导致杠杆升高的话题：“我们是一个高储蓄国家，过去是我们很大的优势，如果借钱比存钱增长得还快的话，这个优势就会丧失。所以银保监会把降杠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李慧勇指出，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还可能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抬高实体经济整体融资成本。

事实上，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储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过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形成空转、拉长链条后，不仅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一位在珠三角某大型国有银行的地区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金融配置主体来讲，货币基金的融资成本比储蓄存款至少高出2%，而这些高出来的成本只能转嫁到经济实体上，从而整体抬高社会融资价格。“对个人来说可能是财富收益率增加了，但最终对社会融资造成的影响，还是会落到个人身上。”